毛泽东三次“重要对谈”彰显党的初心

民建主要创始人黄炎培(左)与毛泽东畅谈。

　　20世纪40年代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进入重要的历史关头：从世界战场而言，反法西斯战争随着1943年苏联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已发生历史性转折；就中国战场而言，中国人民付出巨大牺牲的抗日战争胜利在望。此时，毛泽东高瞻远瞩，不仅运筹如何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，而且开始思考中国共产党在胜利后如何不重蹈历史王朝覆辙问题。他在三次“重要对谈”中提出的关于bob软件 的重要观点，都关系党的生死存亡问题。这三次“重要对谈”，即：“甲申对”“窑洞对”“赶考对”。

　　1944年3月，中国全民族抗战进入后期，胜利之势已趋于明朗。郭沫若撰写的纪念明朝和大顺王朝灭亡三百年的文章《甲申三百年祭》在重庆《新华日报》发表后，在延安的毛泽东赞赏郭文说，全党同志对于我党的几次骄傲引发的错误，要引为鉴戒。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，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，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。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期间再函郭沫若：你的《甲申三百年祭》，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。小胜即骄傲，大胜更骄傲，一次又一次吃亏，如何避免此种毛病，实在值得注意。我虽然兢兢业业，生怕出岔子，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。你看到了什么缺点错误，希望随时示知。毛泽东与郭沫若的这次笔谈，姑且称之为“甲申对”。

　　1945年7月初，党的七大刚刚闭幕，国民参政员黄炎培等6位先生访问延安。他们走访了延安新市场和光华农场，会见了丁玲、陈毅、范文澜等朋友，考察了延安的经济发展、民主政治建设、社会治理和军民关系等方面的情况，感受到了延安由最初2000人发展到5万人的巨大变化。在5天考察期间，中共领导与黄炎培一行举行了3次会谈。毛泽东问黄炎培，对延安的感想如何？黄炎培说，我生六十多年，耳闻的不说，所亲眼看到的，真所谓“其兴也勃焉”“其亡也忽焉”，一人、一家、一团体、一地方乃一国，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“周期率”的支配力。一部历史，“政怠宦成”的也有，“人亡政息”的也有，“求荣取辱”的也有，总之没有能跳出这“周期率”。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，我略图了解到的，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，来跳出这“周期率”的支配。毛泽东稍作思考后回答：我们已经找到新路，能跳出这“周期率”。这条新路就是民主。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，政府才不敢松懈。只有人人起来负责，才不会人亡政息。这次著名对谈，史称“窑洞对”。

　　怎样才能防治腐败？毛泽东的上述两次对谈实际上给出了答案。一条是兢兢业业、永不骄傲；一条是民主新路、民督政府。这两条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教育自律和制度他律两个方面。两者相辅相成，缺一不可。这两个思想的发展就是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强调的务必“继续地保持谦虚、谨慎、不骄、不躁的作风”，务必“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”。这“两个务必”，可视为两次对谈内容的提升。在党中央由西柏坡到北京城时，毛泽东说：今天是进京“赶考”嘛。周恩来说：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，不要退回来。毛泽东说：退回去就失败了。我们决不当李自成，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。这段对话，被人们誉为“赶考对”。

　　无论是与郭沫若的“甲申对”还是与黄炎培的“窑洞对”， 两次对谈实际上是一个主题，即如何防治腐败，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、纯洁性。为什么李自成农民军亡得这样快？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腐败。他的大多数将领贪图享乐，奢靡成风，无心打仗。吴三桂带着清军进关，当年威风凛凛的闯王大军溃不成军。“窑洞对”将这样“其兴也勃焉”“其亡也忽焉”的历史现象，上升为“周期率”。黄炎培将问题提得尖锐，毛泽东回答得非常正确。

　　腐败亡国，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。凡被造反推翻的，无不是腐败使民心丧失殆尽。在中国和外国，概莫能外。当今世界政党政治，腐败仍然是一个相当普遍的“顽症”，甚至是“癌症”。许多政党由盛而衰，腐败是致命之根。共产党会不会重蹈覆辙，成为李自成呢？“甲申对”和“窑洞对”时，毛泽东思考了这个问题。“窑洞对”后，毛泽东和党中央仍在思考这个问题。

　　1948年12月，辽沈、平津、淮海三大战役虽还在进行，但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经确定。刘少奇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话说：现在革命形势发展太快，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，现在不是怕太慢了，而是怕太快了。历史上从来有这个问题，得了天下要守住，不容易。“很多人担心，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，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。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。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，一个村长，一个县委书记，可以称王称霸。胜利后，一定会有些人腐化、官僚化。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，加强思想教育，提高纪律性，就会好一些。”他还指出：“我们打倒蒋介石、打倒国民党后，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，如果搞得不好，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。”刘少奇讲的这个问题也很尖锐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在即，毛泽东和党中央着手实施民主新路，这就是召开人民政协，制定《共同纲领》，建立人民民主政权，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，建设既要工业化、也要民主化的新民主主义社会。

　　以上“三对”虽然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前，但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坚持了“三对”思想。为了使国家经济社会的建设健康发展，作为领导国家核心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也同时从严治党，开展整党整风运动，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的“两个务必”精神。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的历史证明，“两个务必”是我们党立党建国之基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治久安之根，是中华民族奋发崛起和伟大复兴之要。就十八大讲的我们党面临的“四大危险”来说，走民主新路，坚持“两个务必”，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鱼水关系、防治腐败的根本之道，也是我们党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、“三严三实”“两学一做”等各种教育活动之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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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北京日报

作者：石仲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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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审：陈卫平 张斌